(圖說：長期照護已是邁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需嚴正以待的課題)
薛承泰教授指出：「社會福利沒有所謂『先進』，只有『先做』的國家。」
面對這些福利大國，我國應參考的重點在於，了解政策為什麼這樣擬定？
歷經甚麼樣的人口趨勢、環境的改變？而人口結構與文化又有甚麼樣的特性？才能擬出因時且因地制宜的政策。
文│郭依瑄 攝影│何維綱
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擅長以學術性概念來解析當今社會現象的他，對台灣該如何面對未來的「銀髮海嘯」，有十分獨到的見解。
「參考福利大國政策，有助於我國減少嘗試錯誤的過程，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就是典範，況且他們自己也有危機。一旦落入『他們比較先進』的思想，想法就會被限制。當作前車之鑑，而非學步邯鄲!」薛承泰一語道中現今輿論一昧崇尚社福大國的現象。
曾參與擬訂長照服務法的薛教授表示：「台灣人口變遷速度快於西方國家，所以更需要針對人趨勢與特質來規劃政策。」例如，台灣的家庭有六成以上仍存有支持系統，而現在需要長照的人，普遍年齡在75歲以上，這群老人剛好是台灣有史以來，擁有最多成年子女可以照顧的人。
(圖說：台大社會系薛教授的著作《台灣人口大震盪》十分精細的分析了台灣將會遇到的問題。)
善用家庭支持系統 經費花刀口
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(約1950年到1960年)台灣的出生率飆高，平均每年出生超過40萬人。平均一個家庭有六、七個孩子，曾是世界生育率最高的國家之一。
根據薛教授的著作《台灣人口大震盪》指出：94年「老人生活狀況調查」65歲老人有97.62%有後，子女為五人以上占37.17最多。所以在討論長照政策須留意此階段性特色，才能將政府的有效資源，配合家庭機制來有效運用。
「這群75歲以上的老人因戰亂等等因素，受教育機率不高，想法傳統。如果在輕微失能的時候，兒女都不願意照顧，反而是將父母送到機構裡安置，對這群老人來說「情何以堪」，並不是最好的照顧方式。」
而戰後嬰兒潮這一代的人，剛好趕上了台灣經濟起飛的那時代，平均教育程度高，且其收入與上一代、下一代比起來更是高出許多，擁有較高的不動產比率。
「這群(戰後嬰兒潮)世代的人，是近年來最有能力可以照顧父母的一群人。政府不需要在這時候花大錢，因為父母很容易在輕微失能、或是家庭還有能力照顧的時候就被送去機構了，父母不僅不感到開心，還會讓家庭機制提早崩潰。」
長照經費從105年的50幾億，至今增加到近200億，薛承泰主張現今長照投入的資金許多被誤置。
如果讓原本有餘裕可以照顧老人的家庭，紛紛求助於政府，將來水漲船高，老人更多時怎麼辦?
他主張：除了全力照顧缺乏家庭機制與經濟弱勢的老人，政府投入大量資金的時間點應往後挪，用在最需要的時候，否則容易造成福利依賴。
「政府此時應提供家庭照顧者誘因，例如減稅、補助無障礙設施、教導家庭照顧者基本照顧技能、處理意外技能。這樣才能發揮家庭支持系統並配合長照政策，這也符合西方福利大國近年提倡的『在地老化』與恢復家庭功能的新趨勢。」
而在照顧年邁父母的同時，其實也是在替自己學習「減緩老化」，
「失能通常是來自於慢性疾病，有60%會遺傳，從照顧父母中學習，是一個很好的預防機制。如此一來，可省下不少經費轉用於未來，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將來照顧壓力更大，尤其是戰後嬰兒潮世代十年後紛紛成為被照顧者時，他們的子女少，照顧能力與資源較為欠缺。」
(圖說：如果貿然將長輩送入長照機構，家庭體制會提早崩潰)
長照資金從何而來？
台灣目前的長照資金除了政府原有的預算以外，不足的部分以菸捐、遺贈稅補資金缺口，是屬機會稅性質，並不是一個能走長遠的方式。相較之下，投入長照保險似乎是一個比較穩定的資金來源。
「長照保險，我認為最適宜的執行時間點會是在2020年之後，因在2020年之後，戰後嬰兒潮世代的人老化，2025年預計兩個家庭就有一個家庭有長者需要長照服務。」
「只要在全民健保裡增加1/6的保費用於長照，應當可以支撐二十年以上。隨著老化持續，保險財務壓力也會不斷上升，但在這二、三十年當中，相信下個世代會產生一些新的長照想法。」
高年級勞動 帶來許多益處
戰後嬰兒潮這世代人多半受過良好教育，也曾創造過台灣經濟奇蹟。
如果延長其投入職場的時間，除了能延緩老化，更能繼續貢獻於社會，也能替自己累積資本，打造一個舒適的晚年。
「但問題是，政府如何針對高齡者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，依照年齡特性，將他們放到適合的職位上去，讓高年級勞動人力延緩退化、讓年輕人不致失業?至今政府並沒有拿出辦法，就先進行所謂的改革。」薛教授對於目前的年金改革議題、少子化議題，憂心忡忡。
長照人才荒 人力從哪來？
每對夫妻生育2.1個子女數，是維持最低替代人口的數字。
曾創下台灣生育奇蹟的1950年代，一對夫妻平均有七位新生兒；到2003已經出現了超低生育率，只剩1.23人；到2010年的虎年更不到1人。
短短的60年間，生育率急遽下降。
台灣人口結構的急遽變動，大過於歐美國家。
從下表可以看出，從高齡化到超高齡社會所需的時間，台灣與日本一樣，都是24年，比起法國、德國、瑞典，台灣人口老化速度非常快。
這樣的情況也代表著我國沒有太多時間因應高齡化趨勢。
(圖說：台灣是急遽老化的國家，使得沒有太多餘裕因應高齡化趨勢)
面臨人口老化、少子化，台灣除了找出穩定的資金來源，如何培養長照人才投入職場，也是一大難題。
在1990年代的教育改革，廣設高中大學，強調人人都應該有受教權，打破升學瓶頸，有感於人口結構的改變，當時薛教授就提出應曾設長照科系。
「可惜已經錯過最好的時機了，西元兩千年之後才設置長照相關科系的大學，很快就面對招生壓力，很難經營下去。」薛教授感慨的說。
薛承泰認為，大學雖然錯過最好的時機，但還有一個族群可以投入長照產業。
「現在照顧人力很多都是40.50歲的女性，那我們為甚麼不能讓新住民也投入呢？」
將近60萬的新住民，因在台灣生根，熟悉台灣文化，語言較無隔閡。
且能免除外籍勞工語言不通的隔閡，又能替新住民解決經濟上的問題。
不過，即使找尋再多可以投入長照訓練的人才，如何把他們長期留在長照產業，還待克服。
面對人口結構急遽變動，台灣該如何面對？
除了參考國外成功案例，更需要因地制宜的政策，以免造成社會依賴，形成不可挽救的社會福利黑洞。
(圖說：薛教授希望大家在有能力的情況下，將家庭體制發揮到極致)
薛承泰教授簡介：
1956年出生於金門，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博士。
曾擔任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、行政院政務委員、福建省省政主席。
目前擔任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，著作有《台灣人口大震盪》、《十年教改 為誰築夢？》。
數據參考：
內政部統計處
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
網路資料：https://www.stat.gov.tw/public/Attachment/32211153871.pdf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96%9B%E6%89%BF%E6%B3%B0
資料來源：伊甸園月刊378期 2018.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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